20世纪90年代,全上海的电影票,都在电影主管部门指定的两家印刷厂印刷,包括译文厂和二十二厂(上海人民印刷二十二厂)。“像大光明电影院这些当时的大影院,都是在我们这儿印电影票。”他说,当年没有电脑,电影院用的票版全靠人工排版,每一场电影都要单独制作包含厅、排、座信息的模板安装到印刷机上,“从第二届开始,各家展映影院的票上加了电影节的名称;而从1999年第四届开始,我们开始和电影节合作,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专用电影票。我们要更仔细地校对座位信息,因为那时毕竟是人工排版的,要尽量避免有可能会出现的‘重号’,杜绝失误。”电影将撤稿矛盾核心归结新记者和老记者认知差异上,有点简单化了。黄江指责韩东临时撤稿时,只看到了他对受访人的同情心,而没有透视到乙肝代检产业链背后的深度问题。作为资深调查记者的他绝对拥有体会事件背后复杂性的能力,倒是最后一味指责新记者的不足,与其深思远虑的个性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