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梅阿姨”出生于1947年,高中毕业后,她以纺织厂工人的身份参与援疆,她自称,在建设兵团的那些年,她的花名“阿克苏之花”。她在异乡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婚姻,把一双孪生儿女留在那里。为了回上海,她接受父亲的安排,嫁给了一个南汇青年。第二段婚姻持续的时间比第一段更短,她在怀孕时就和丈夫撕破脸闹离婚,双方扯皮鏖战长达两年,最后她带着女儿回了永康路的弄堂,从此与第二任前夫死生不相见。女儿成年成家,与她关系淡薄疏远。父母去世,姐姐卖了家里的老房子,住在郊区的别墅里,她恨恨然:“我才不要去给她做佣人。”永康路的亭子间楼梯逼仄,她租掉这间网红街区的陋室,在上海地铁沿线的郊野之地寻找廉价的出租屋,永康路和廉租房之间的差价成为她晚年生活的储备金。这些数量众多的待映港片,代表了在受疫情冲击之后,香港电影人集体以一种具有竞争力的姿态站了出来,告诉大家香港电影回来了。那些我们熟悉的港星们,继续在银幕上奋战。但在这种积极乐观的信息之余,我们也看到了香港电影在新老交替上的一些问题。前文所说的这么多年来,这几位香港明星依然是影坛中坚力量,从表演到监制、从台前到幕后都积极参与。这既是对他们的褒奖,另一方面也是对香港电影缺乏接过接力棒的新生代演员这一现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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