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称:“文者,贯道之器也。”“文贵立意”,立意是作品的主题,是决定作品成败最重要因素。立意的内涵要比主题宽泛,更注重艺术方面的表达,正所谓“意在笔先”,“意在镜先”。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用对话形式提到:“只要头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辞就不俗了 。”老舍谈写作时说:“办法不同,立意是一个样的。”所有的电影作品创作的方法、类型不同,但都有明确的立意,传递作品的思想价值,这是作品的灵魂。电影工作者要明确所处的历史方位,找准创作定位,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主题,要把创作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抒写中国人民的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用电影艺术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和气象风采。戚牧接近何悯鸿,逐个离间她与欢乐颂姐妹的关系,骗取她无条件的信任,直至何悯鸿未婚先孕,顺水推舟提出结婚,将其带到寒酸的出租屋,逼走保姆,让何悯鸿“甘之若饴”地照看重病的母亲。这条故事线显然是对PUA精神控制教科书般的展示,但是经由“箭垛”人物何悯鸿展现出来,加上其他四美的衬托,竟有何悯鸿“自讨苦吃”“自作自受”的观感。而戚牧和母亲租住的老破小,又十分“写实”地体现出戚牧作为一个外表光鲜的白领,承受着实际生活的不堪。都市打工人的真实处境竟然通过一个操纵女性的反面形象反映出来,而收入还不及戚牧的几位女性角色,即便身处各种麻烦,经济上有时甚至入不敷出,还能在环境雅致的高档住宅中相互串门,其乐融融。戚牧及其身后老破小张牙舞爪的“真实”,只用于警醒误入歧途的“恋爱脑”女性,而其余更深层次的“真实”,则被挡在了温馨又悬浮的欢乐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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