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被你们羞辱,被你们伤害,还有第三次在全社会曝光,你们还要起诉我,真的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了。你们这不是要逼死我,真的是错信了你,看错了人,还有什么人值得信任呢?还有什么人真的关心我?与其让你们这样的羞辱我,真的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了,你们再也别想见到我。”如果不是看到破旧的“哈勒布特”公交站牌,并不容易断定创作团队已不动声色地将原著中的故事发生地——东北,移步到了呼和浩特。这个大胆的跳跃非但没有削弱小说所营造的落败小城的老旧感,反而更容易印证和唤起观众对那个特定时代的集体记忆:下岗大潮中的生计困境、疏离的家庭成员关系、被时代洪流改写的个人命运,与此同时,还巧妙避开了近年来荧屏上将“东北”和“凶案”故事绑定的固化印象,这些无不显现出创作者的能力和自信。